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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庆幸自己的学问和生活不止一个支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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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羊城晚报:鲁迅的演说《无声的中国》对您这本书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?陈平原:《有声的中国》这个书名,明眼人一看,都知道是从 ...

陈平原:庆幸自己的学问和生活不止一个支点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图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

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

羊城晚报:鲁迅的幸自学问演说《无声的中国》对您这本书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?

陈平原:《有声的中国》这个书名,明眼人一看,和生活都知道是止个支点从鲁迅的《无声的中国》衍生出来的。鲁迅说的陈平“有声”,既是原庆写实,也是幸自学问象征。我借用过来,和生活辨析现代中国的止个支点“声音”与启蒙话语、政治宣传、陈平社会动员、原庆文学教育、幸自学问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和生活演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
羊城晚报:书中大量的止个支点图像选取背后有怎样的逻辑和考虑?

陈平原:在几年前刊行的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中,我特别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巨大张力。而在《有声的中国》中,虽然讨论的是演说的魅力及可能性,但作为一种阐释与呈现的策略,同样兼及图像与文字。

我做的这几块,其实有某些相关性,比如文学与大学相得益彰,画报乃都市生活及文化的产物,图像与声音可以互相呈现,还有演说兴起促成了现代中国文章风格的变迁等。这也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,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,只要论题需要,可以尝试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,把不同学科、不同媒介的研究勾连起来,一环扣一环地往前推进,说不定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:在新媒介环境下演说存在怎样的困境和隐忧?

陈平原:三十多年前,我撰写博士论文时,关注中国小说从说书场的“倾听”转为书斋里的“阅读”,这一虚拟的声音传播向文字传播的转移,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。最近20年,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思想、文化和文学,我努力捕捉那些有可能穿透历史迷雾的“声音”——尤其是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“演说”。

早年“声音”保存困难,传播不易,加上“文字寿于金石”的传统信仰,我们通常更重视白纸黑字的“文章”,而不是飘浮在空中的“演说”。重建晚清以降的“声音现场”,让后来者理解那个曾经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“有声的中国”,这需要专家与读者的通力合作,才有可能“幻想成真”。

如今大不一样了,声音的保存及传播变得轻而易举,只要你愿意,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一切。可也正因为太方便了,大家都不怎么把“说话”当回事(相声及脱口秀除外),缺乏认真经营的愿望以及精雕细刻的动力。长此以往,反而不太可能催生“伟大的演说”。

是幸运儿,也是探路者

羊城晚报:在2012年发表的《“现代中国研究”的四重视野》中,您坦言对于借辨析声音来深描或阐释现代中国,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;随着最新这本《有声的中国》的出版,您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如今又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?

陈平原:12年前谈现代中国研究的“四重视野”,一半在做总结,一半则是预言。那个时候,大学、都市、图像、声音这四个话题我都在展开,有的已经成型,有的尚待完善。到今天,每个话题至少有一两种拿得出手的著作,也算是初具规模,可以给学界做一个交待。遗憾的是,因精力分散,无法专精。以后的工作目标,我将兼及拓展与深描,力图把若干“奇思妙想”转化为坚实的学术成果。

羊城晚报:作为中文系教授,从创作历程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来看,您是否更偏好于大文化研究?

陈平原: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,20世纪90年代延伸到学术史探索,新世纪更有所谓“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你说我更多关注“大文化”,我认可。不过,我在《有声的中国》的序言中提及,迈出的每一步,都植根于原先的文学史研究,而不是完全离开,另辟新天地。我一直认为,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时,必须谨慎从事,尤其进入新领域,最好和自己先前的学术兴趣有关联,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项。而且,说不好听,也是为了藏拙。

羊城晚报:作为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,您认为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?

陈平原:我们这一代学者,普遍状态是基础差但机遇好,因恰逢改革开放春风。纵观人类历史,“怀才不遇”是常态。而我们中的不少人,自身才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,这很难得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。

如果一定要总结经验,那便是我们学术成长的时代规矩不严、风气开放,养成这一代人学术上的野心与野性。比如我自己,从思想解放、理想主义以及追求范式革新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,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。

这些年不断探索、思考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可能性。这么做,有好也有坏,最明显的便是想法多而成绩小。但作为探路者,哪怕最后证明此路不通,也可以插几个或指引或回避的路标。

支点交叉映照不至于“一根筋”

羊城晚报:研究、评论与写作,在您生活中各占多少比重?

陈平原:人文学者工作有其特殊性,主要任务是在书斋里阅读、思考与写作。你问这三者各占多大比重,我很难回答。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,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、思考与写作,三者犬牙交错,纠缠不清,无法截然分开。

羊城晚报:2021年您受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,这些年来也陆续为古城潮州写了许多作品,是否随着年龄增长,逐渐考虑“落叶归根”,回归广东生活?

陈平原:暂时没有回广东老家生活的打算,虽然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合我,但妻子是北京人,必须考虑她的因素。

羊城晚报:研究潮州文化,除了感情因素以外,对您而言还有何特别意义?

陈平原:我之所以研究潮州文化,当然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,但并不局限于此。我多次谈及文化多样性对群体以及个体的意义。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及生活有不止一个支点,国内与国外、南方与北方、大城与小城、都市与乡村,这些不同支点交叉映照,使得自己思考问题时,不会永远一根筋。有不同的参照系,促使你洞悉当下以及自身的局限性,起码看问题比较通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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